校园社会的封闭性才是校园霸凌的根源

刘远举：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，学校最严厉的处罚也没什么威慑性，就这样，被欺凌者虽然生活在众人之中，但却是孤立无援的。

文 | FT中文网专栏作家 刘远举

3月10日下午，河北省邯郸市13岁初中生王子耀，被他的同班同学，三名不满14岁的少年杀害。

2020年12月通过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，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到12岁，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，情节恶劣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所以，此案虽然不能达到很多呼吁的死刑、重刑，但起码有可能进入刑事程序。

不过，对于12-14岁未成年人，刑事责任只针对最严重的后果，不涉及一般的校园霸凌。而此事正是平日校园霸凌发展到极端的后果，我们不能等到悲剧已经发生，才用重刑主义去平复民众情绪，而应该从一开始就解决校园霸凌问题。校园霸凌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，但客观地说，改善并不大。

被霸凌的人，他们为什么不求助？就如同遇害者13岁的王子耀，面对霸凌，直到死亡也没有求助于家长和老师。

一个人在单位会被同事这样欺负吗？不会。那么，为什么在学校就会发生呢？而且，为什么大学里面这样的欺凌很少见呢？

一个成年人，如果在办公室被同事围殴，或者被老板打了一耳光。他会立刻报警，警察几分钟后就会上门，调监控、问人证，证据确凿，先调解，被打的人不接受调解，就走程序行政拘留。每个成年人都明白这套流程，被打的人懂，打人的人也懂，谁也不想被拘留，自然不会轻举妄动。这套流程填补了体力上的差距，基本上消灭了日常生活中的暴力。

这套惩罚流程有三个特点。

首先，这一套流程对暴力高度不宽容。几乎只要动手就能达到行政拘留的标准。

其次，这套流程是清晰、高效的，是公平的，执行度、响应度都很高，可谓呼之即来，一个电话就够了。在社会中的每个成年人都知道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没有人能够高于法律。被打的，可以依靠这套流程；打人的，不能逃避这套流程。

第三，没有系统性的因素阻碍报警，每个报警的人，不会感到羞愧。打人的人可能会抢被打的人的电话，阻碍报警，但这不是系统性的因素。这里说的系统性因素，打个比方，一个女性被强奸后可能不好意思报警，这就是系统性的因素。

但这套逻辑在学校不存在。某种程度上，学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。

学校会主动地切断外面大社会的影响。一个学生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，学校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降低影响，不要报警，静悄悄地解决。还会告诉学生，不要发帖，不要说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社会，隔断了大社会的规则，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范式。

首先，这个小社会对暴力的宽容度很高。

这是由于青少年的特征，对于不成熟的心智，不能施加过于严苛的规则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随着经济、社会的发展，青少年的生理与心理成熟都提前了，规则开始落后于实际情况。

社会上对于暴力，规则很清晰，从调解、不限制人身自由的罚款、警告、到行政拘留，再到刑事责任，梯度很多。但对于未成年人，缺乏这个梯度。12-14岁，除了重大刑事犯罪，几乎可以不用负责，学校与老师也没有任何强制力。所谓学校处分这类的惩罚，只对在乎的人有效。

其次，学校小社会里，关于暴力的规则比较模糊，响应度不高，实际上远离了公平。

成年人对他人施加暴力，被打的人一定会报警，会构成治安事件，但在学校就不一样。

不时能看到老师打人的新闻，除了少数造成伤人的后果之外，多数都是被学校内部处理，很少有人被行政拘留。扇人五个耳光，发生在地铁上，那一定是拘留，但发生在教师办公室，只需要停职。在为人师表，违反职业操守，知法犯法，基于老师和学生的不对等关系，本该更严厉地处理，但实际上，处理往往更轻。这正是因为学校是一个小社会，隔断了大社会的规则。

老师如此，学生也是如此。在学校里，被打者告诉老师，施暴者面对的处罚是不确定的、模糊的。可能是老师严肃处理，请家长、给处分、全校面前当面道歉；也可能是老师找来这些人批评几句；甚至可能因为被打的人，成绩不好，父母不出现，被老师轻视，老师甚至会反问一句：为什么他们不打其他人？

第三，有系统性因素阻碍求助。

到了小学高年级，特别初中以后，很多学生会有一种错误的社会认知，觉得有些同学具有很大的势力。在很多学生的眼中，这些同学人脉广泛、拉帮结派，认识其他年级、学校的其他学生，认识校外的混混，还认识网吧里的大哥。在真实社会中，这些角色都不算什么，但在学生眼中，会让他们产生“无法求助”的错觉。

城市中小学接送之后，学生基本上没有了校外生活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错误的权势认识。这也是大城市中霸凌更少的原因之一。

另一个因素是，在低年级阶段，学生更容易找老师告状，但到了小学高年级，班级形成小社会，学生有了自己的社会规则，找老师告状是不光彩的。找家长求助，也不符合这个小社会的行为范式。

这在学校这个小社会中，又形成一层封闭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老师并不知情，或者只是模糊地知道一些。一个类似的例子是，当全班都知道早恋的那几对时，班主任却未必知情。

对被害者而言，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困境：

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，学校、老师又并无强制力，学校最严厉的处罚，也未必有威慑性，还会被同学鄙视打小报告，又惧怕施暴者的“权势”，即便克服所有的这些困难后，告诉老师了，后果也是不确定的。于是，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中，被欺凌者虽然生活在众人之中，但却是孤立无援的。施暴者也知道这一点，这种孤立无援又会加重施暴者的暴行，直到事情曝光，甚至不可挽回。

校园霸凌多出现在小学高年级、初高中阶段，可以印证这些因素的影响。

小学体力弱、心理不成熟，还不具备坏的能力，老师主导一切，但到了小学高年级，初高中阶段，班级社会也把老师排除在外，更加封闭，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为范式。与此同时，体力更强了，但关于暴力的规则却很宽容。再加上学生对“权势”的错误认知。这就使这个阶段的霸凌最为严重。

到了大学阶段，欺凌变少，是因为大学生习得了真实的成年社会的规则。几个同学围着一个同学打，被打的人，不去告诉家长，不去告诉辅导员，也可以直接报警。大学生明白报警的后果是明确的，不会羞于报警，更不会把小混混错误认知为有权势的人。这种真实社会的规则，可以抑制暴行。待到进入职场，在完全真实的社会规则之下，暴力就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。

所以，系统性的解决办法，是让大社会的规则进入小社会。

首先，大社会的规则就是法治。法治教育不能仅仅是让学生明白暴力和欺凌是错误的。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有法律可执行的且会执行。

根据现在的法律，12岁-14岁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，会负刑事责任。反过来说，直到发生严重暴力，青少年并不用为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，那么，普法反而会激发人性中的恶。那么，一个梯度的惩罚体系，才能真正抑制暴力。

其次，有了规则，规则还要能施行。现在很多霸凌实际上已经构成治安事件，但由于学校的封闭性，事情在校内低调处理。所以，学校不能封闭，对暴力的容忍程度，对暴力的后果，必须是明确的。

第三，要给学生建立正确的社会认识。让他们明白，求助不是可耻的。老师、当地警方，应该告诉学生真实社会的运行，他们才能明白，施暴者不能免于法律制裁，欺凌者也并无“权势”。

总之，只有当班级社会变得更加透明，学生明白规则存在，可执行，后果确定，才能敢于求助，进而反过来抑制暴力的发生。

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

责编：闫曼 [e-mail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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